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，艺术创作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连。无论是技法、风格还是精神面貌，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。这一点，在意识形态领域尤为明显。在缺乏照相技术的情况下，艺术作品成为了记录和反映社会各种现象、问题和信息的重要工具。

自宋代兴起文人画以来，这种表现形式吸引了许多失意文人和落魄官员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和牢骚，同时也表达了对自由创作方法的追求，如诗书画印等结合体。然而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所谓的“逃避”其实只是一种新的形式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，最终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接受生活中的无奈。

历史上的正面、积极、完美作品如《游春图》、《溪雪图》、《千里江山图》、《清明上河图》等，也同样展现了其时代性、史料性以及文化意义。这类作品不仅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贡献，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部分。

1950-1965年的山水画创作则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一大批从旧社会走来的艺术家，因政治环境变化而迎来了新生的机遇，他们将这些改变转化为创作冲动，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，如傅抱石、陆俨少、石鲁等人的代表作。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山水画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，其影响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辉煌篇章之一。

这一时期山水画除了在题材上歌颂业绩、新建设之外，还有着重大突破，如构图运用鸟瞰法、高远法等，以及色彩处理纯朱砂红岩芭蕉对比，以及嫩绿粉花反差对比，这些都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而非凡的一个高峰。此外，李可染、高光法，钱松嵒纯中峰勾勒法等都是传统皴法补缺，并且有许多画家直接依据写生来处理成形象，这些都属于历史性的贡献。

最后，由傅抱石率领的江苏省国画工作团深入生活，为创作现代山水画广搜素材，此举标志着中国现代山水画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。随后诸多其他地区的名家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，以此来反映新时代主题。